十七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对“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路的转型

　　周民良：各位和讯网的网友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收看“和讯网两会系列访谈”节目。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是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发改委国家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所姜长云教授。

　　姜长云：各位和讯网的网友大家好，很高兴参加这个节目。

　　周民良：我是和讯网的特约主持人周民良，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的研究员。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收入分配一直伴随着经济增长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这些年来一方面我们清楚的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非常快，整个GDP占世界的比重和地位不断的上升，目前中国GDP总量已经上升到世界第四位，按照目前的速度今年可以达到第三位。人均GDP去年超过2000美元，今年我初步算了一下，人均GDP已经达到2400美元，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另外一方面收入分配也一直引起大家的重视，突出的表现一个是居民收入分配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这些年来没有明显的提高，另外一点影响收入分配的提高其他一些因素，包括物价因素等等其他因素还在内。如何更合理保持收入分配公平，促进公民收入分配合理化是政府关心的内容，在这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也就收入分配做了比较多的阐述，姜教授怎么看？

　　姜长云：这一次温家宝总理提到收入分配的问题，我们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这几年收入分配、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一直在扩大，如果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甚至导致整个社会不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增加，所以重视收入分配是非常正确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适当扩大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扩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导致一部分人越来越跟国际化接轨，而另外一部分人跟国际化主流脱轨，这样社会矛盾和冲突就越来越多，这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越来越值得重视。

　　周民良：我们国家发展过程中最早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发展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有一些人在参与市场化、参与国际化、参与城市化过程中，带动了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就业，所以有许多人收入的水平得到比较高的提高。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先富和后富的矛盾还是非常明显，在国民经济总量扩大到一定程度，我们国家有能力来解决目前所面临的问题：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可以实现相对比较好的社会公平。在收入分配如何体现社会公平，可能从国民经济发展中是比较重要的问题，也是宏观经济政策中间所面临的冲突问题。

　　姜长云：我认为十七大的召开是一个标志----以前的思路是一部分先富起来，带动整个共同富裕；现在的思咱是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更高水平上的小康社会。国内一部分先富起来，让先富的人带动更多人走向富裕，当然这个过程中，不是让先富人增长慢一点，在大家共同增长过程中注意社会公平分配。

　　物价加剧了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性

　　周民良：实际上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市场化的进程，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到城镇，包括内地劳动力转移到沿海，包括文化层次比较低的人参与城镇现代化的过程中，所以很多人因为中国总体改革开放收入水平有了很明显的提高。举一个例子，我有两个外甥，一个在广东打工，以前是高中水平，在广东那边通过电脑培训现在到工厂当到企业的主管，中层主管的位置，一个月收入拿到3000元人民币，在以往是不可能实现；还有一个外甥在西安开出租车，现在自己买了一个出租车自己运营，又雇人帮他开。就是说，我们的就业方式已经多元化，居民参与收入分配的形式也多元化了。有一些人通过多元化的打工来实现打多份工来增加收入，有一部分人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实现就业，我们收储分配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问题。所以说居民收入分配整个环境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工业化、市场化从基层带动了收入分配总体水平的提高，这应该是比较明显的趋势。

　　姜长云：刚才周教授谈到这几年收入分配渠道多元化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确实是一个趋势。这几年收入分配不均衡，很大程度上也是扩展不同的问题。我们这几年一直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等等五个统筹，但是我们城乡收入差距还是继续扩大，2002年城乡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农民可支配收入3.1倍，2007年扩大到3.3倍，这个再继续扩大，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在大家共同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中是收入差距扩大。我们收入差距扩大也应该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我们用发展的办法改革的办法逐步解决。这几年城乡差距扩大，实际上农民费用收入也是明显增长，我们前一段进行了计算，实际上2006年跟2003年相比，农民非农收入3.12%，所以非农收入增长快于整个纯收储的增长，2006年跟2003年增长农业增长7.24%，从数据可以看出农民收入渠道是多元化，不同类型居民收入也是多元化的。

　　周民良：收入分配中突出的问题，刚才姜老师已经提到，我们收入分配总体水平在提高，但是由于我们国家还处在转轨阶段，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也是非常冲突，我们基尼系数现在是超过0.4个点，在国际上收入分配总体上公平程度比较差的现状。另外一点城乡差距在扩大，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在扩大，社会不同层次之间差距在扩大。这种一种差距的扩大，反映收入分配调节机制还没有很好的形成。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物价上涨比较高，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物价增长非常快，严重侵蚀人民的收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一个方面收入分配基础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是存在，另外是物价对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不公平的现状。所以在调整收入分配的过程中必须面临现在的背景。

　　收入差距扩大是拉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姜长云：我从另一方面看，这几年收入分配扩大也是拉动物价上涨的因素，起来农产品价格上涨比较快，实际上收入差距扩大的背景下，对高收入的人影响不是很大，他们承受能力很强，低收入承受能力就比较弱。高收入的人承受能力比较强，所以他们购买力也比较强，买粮食多花几毛钱不是大问题，他们支付能力强了以后，包括他们购买奢侈品也比较多，他们也是带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

　　企业工资水平提高慢反映产业结构升级严重滞后

　　周民良：如何调节收入分配？一个要认识目前的现状和趋势，另外一方面要如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我觉得在西方国家也有一些具体一些政策。比如在税收方面调节收入分配，按照西方普通的做法就是按照付费能力来付费，如果一个人是高收入人群，付费能力比较高，所以就应该按照他的付费能力多缴纳各个人所得税或者相关的税种。如果一个人收入分配水平比较低，他可能不需要付费，甚至国家应该对他进行补贴。所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和实现公平分配，在政策上还是应该有所区别。

　　姜长云：讲到调节收入分配格局的问题，这几年所得税政策上应该注意一个问题是，一方面高收入的人偷税漏税比较多，我个人认为税收监管方面高收入的人征税是加强征管；对中低收入的人提高所得税征收标准也是必要的，实际上这一次提高了所得税征收标准是非常正确的。

　　周民良：由于收入分配本身与经济发展有关系，如果社会大众总体上收入水平比较低，或者收入水平增长速度赶不上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那么居民消费能力就不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总体上说，我们国家居民收入总体水平占国民经济总量水平比较低，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非常强调一点就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经济收入的比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而且建立服务型政府过程中，如何把公平更有效的提高居民收入总体水平和总量扩大规模，这是一个被经济评估发展，对刺激消费，对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都是非常有效的。

　　姜长云：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实际上这个问题也牵扯到产业的发展也是有很大的关系。这几年我们一些传统工业化、城市化比较快的地区，企业工资水平提高很慢，实际上也反映产业结构升级严重滞后，怎么样采取有效促使产业升级，加强产业发展，对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经济比重非常重要。

　　垄断企业攫取了政府和百姓利益

　　周民良：另外垄断行业占的比重偏高，尽管它们对国民经济有比较重要的贡献，但对普通居民的生计有很大关系，包括汽油、包括消费，包括水的使用这些行业收入水平偏高，这与物价上升有很大关系，另外也与目前分配格局也有很大的关系。我看到一个材料说我们国家收入分配不公平因素里面，垄断行业不公平性占到10%以上，所以怎么样让垄断行业经济增长与民生增长联系起来，怎么样遏制垄断行业收入增长过快，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姜长云：关于抑制垄断行业增长过快的问题，我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好，就是怎么样处理垄断行业改革方式和路线的问题，比如说这几年围绕居民用水和用电问题，许多部门甚至许多相关的行业提出来要提高水价提高电价，这固然有利于提高居民用水用电效率，但实际上这个利益不是被国家得到，而是被垄断行业得到，提高水价和电价导致垄断行业收入比重是越来越大，垄断行业收入分配不高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结合水价定价和电价和其他能源改革上面要处理好这个问题，提价要更多被国家获得，而不是被垄断行业获得。

　　另外，讲到城乡统筹发展，我们要看到“三农问题”不是单纯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自己的问题，而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农民收入上不去是要很重视，农民占整个人口大部分，三农问题深入到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之中，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比较快，2000年到2006年整个农民收入增长中，非农产业收入占到55%左右，所以提高农民收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非常大的问题。提高农民收入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不仅考虑农民收入增长，还考虑非农收入的增长。我前一段有个计算，农民非农收入的增长，受工业化城市化影响越来越大，农民来自于乡镇企业的收入是农民非农收入重要部分，乡镇企业的劳动报酬比较高的省份是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四个省。另外一部分非农收入是在城市打工的收入，大部分城市打工经商的农民，一半以上来自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从这两个数据可以看出来，城镇化发展对农民、非农收入增长非常快，怎么样让工业化、城镇化为农民提供更好非农收入的机会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中小企业发展直接关系百姓工资收入水平

　　周民良：刚才姜老师提到怎么样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行，一个方面就是增加整个社会的就业水平，其中包括城镇就业的容量，另外让更多的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得到转移，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要更多顺应市场的规律，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作用，促进工业化和城镇的进行。另外一点是一些产业政策的导向还是多支持能够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产业，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加工贸易类的产业。这些产业发展能够带动农民收入，提高全社会就业水平，促进整体上的收入水平提高，我觉得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姜长云：刚才周老师讲到注意产业发展来更好吸收地吸收劳动力就业，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做产业政策导向，怎么样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这个重大问题。

　　从国外经验、国内经验来看，中小企业在吸收居民就业，在稳定经济运行都有非常好的作用。中小企业发展是非常复杂问题，以前我们的中小企业就是民营经济，我们对民营经济的思路是要放手发展，90年代是非常好的，现在是非常保守的思路。我们需要放手支持，但是搭建沟通服务的平台是更重要的问题。中小企业发展重要问题是中小企业产业结构升级问题，产业结构升级上不去，中小企业提高企业工资水平有很大的困难。

　　产业升级光靠企业接受技术进步，光靠企业注意营销和品牌建设是不够的，怎么样通过公共创新平台，解决中小企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突破问题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通过营销和专业市场的建设，带动整个中小企业营销网络的开拓，对中小企业发展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在整个经济政策不仅要放手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还要通过政府支持的方式，还是NGO的方式，引导和加强中介组织产业平台的建设，对中小企业提供更好更必要的环境。

　　让民营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势在必行

　　周民良：姜老师提到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还存在玻璃门现象，进入一些行业还是受到限制，怎么样让民营企业发展跟垄断行业联系起来这还是很重要的方面。过去垄断行业本身由于行业的垄断性，因为规模经济，因为其他的企业很难进入，现在随着民营企业规模逐步扩大，我想在垄断行业如果能够放开让民营企业进入，一个方面提高行业的竞争水平，这样有利于限制价格不合理上涨，能够保护更广大的社会大众收入不受到物价过快上涨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民营进入这些行业领域提高社会竞争水平，有利于市场实现资源比较合理的配置，提高经营效率，这是有利于垄断行业的改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三，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民营企业能够吸纳一部分新的就业，增加一些新的就业，这样有利于改善整个社会的就业水平，另外有利于更公平收入分配，应该把居民收入分配的问题，跟垄断行业的改革问题，跟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应该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姜长云：有些垄断行业过分强调它和自然的关系，实际上为它自己运行提供一个理由。民营经济进入垄断性的行业，实际上为垄断行业改革提高一个竞争点，这个效应是非常大的。我们许多同志经济长，垄断性行业经常说，这个行业不适合民营经济竞争，或者民营经济进入效率比较低，民营企业进入导致整个行业运行效率低，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乡镇企业发展早期过程中实际上也遇到这些问题，乡镇企业进入工业性领域，因为乡镇企业运行效率比较低，导致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效率低下，我们乡镇企业发展这么多年，给我们许多同志上了一课，乡镇企业为工业企业提供一个竞争点和改革参照新，实际上提高国民经济一个重要力量。现在很多同志主张乡镇企业该名为农村中小企业，这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

　　不合理的房价挤占了居民的其它消费支出

　　周民良：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涉及到居民收入分配上。一个方面怎么样通过改革来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更好的配置全社会的资源。不使垄断性行业损害社会大众的行业，不使垄断性行业通过提高产品价格，通过垄断性来剥夺社会大众的利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还是要通过宏观调控的办法，来解决涉及到国计民生产业或者产品价格上涨过快的现象，比如房价或者医疗价格，或者学费的价格，这方面价格提高对居民收入支出，居民消费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如何抑制不合理的上涨需要国家采取更有效宏观调控的措施，更科学实现社会不同产业的科学发展。

　　姜长云：刚才讲到房价我谈一个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的意见。这几年房价过快上涨，侵蚀一部分中等收入的利益。房价上涨过快以后，中等收入者为了买房，为了避免房价涨的更快、以后买不起房，就把现在钱拿出去买房，很多人为此成为房奴，房价上涨带动房地产业发展更快，甚至房地产税收，房地产相关的财政收入增长更快，房价上涨的结果把一部分中等收入者掏空。

　　尽管房价上涨带动房地产相关产业群增长，是这几年国民经济增长重要支撑力量。房价上涨侵蚀中等收入其他方面的消费，实际上这也会压制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所以从房价上涨来看，整个产业政策也是需要进一步调整。毕竟是调整国民经济收入格局的问题。

　　农民收入可持续性增长难度很大

　　姜长云：谈到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这几年农民增长比较快，连续几年超过6%，这是历史上非常少有好的形势，从1986年到2003年，我们只有两年农民收入增长超过6%，从2004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连续增长超过6%，尤其是2007年农民收入增长超过9点多，这个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形势。

　　那么是不是今年农民收入增长了今后就不困难了呢？我看不是这样，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农业收入增长重要性降低，产业性和专一性增长收入成为农民收入新的特点。今后农民收入增长应该说持续保持稳定增长的难度还是有所扩大。

　　为什么这么说？尽管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但是这部分增长比重还不高，农民收入还是依靠农业收入，农民增收对农业贡献能力会趋势性的弱化，但是还会继续增长，但是会出现波动幅度比较大的状况。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连续四年出现农业增产和农民价格上涨同步出现，在历史上这个情况是很难长期出现，而且即使保持农产品连续增长难度也是越来越大，粮食从历史上往往是两年增产一年减产，我们现在连续四年增产按照再增产难度比较大，尤其是今后农产品价格还会保持增长，但是连续六七年农产品连续增长难度非常大，而且几乎不可能。所以农民农业收入增长难度非常大，也可能出现农业减产，农产品价格持续增长一两年，再过几年农产品价格就很难持续增长，农民农业收入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怎么样进一步注意持续稳定增加农民收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这也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重要的举措，我觉得今后要进一步巩固这方面的结果。

　　周民良：刚才姜老师谈到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这一点非常有启发，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应该还是与减少农民有很大的关系，我算了一下，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城镇化水平跟印度差不多，大概是26%、27%这样的水平。但是到2006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43.9%，印度的城市化水平刚刚过30%，我们跟印度城镇化水平明显得到很大的差距，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反映了一个态势，就是中国有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就是反映出如果整个分配关系没有发生改变，相当一部分农民是从城镇来参与分配，非农收入占农民收入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另外这几年随着城镇化一体化发展，让更多农民进入城镇参与城镇分配的进程，这样包括农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让农民及其子女参与国家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来，这是提高农村收入最根本的核心。

　　姜长云：我再提供一个资料作用补充，在2006年农民纯收入 比上一年增加322块钱，非农产业是235块钱，这个比重是非常高的。怎么样提高农民非农产业纯收入，也是遇到一个问题，怎么样提高企业职工工资水平，进行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保障机制这样一个问题。温总理要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到这样的问题，提高企业工资水平也牵扯到怎么样引导企业实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产业发展的问题。

　　原来我们说产业转移，是指东部产业结构升级，东部应该把传统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但是我们在最近的一次调研中发现，那些发展比较早的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严重滞后，换句话说，产业转移的时间太晚了，现在即使想转移，可能中西部地区也不愿意要了，一个重要的原因----中西部一些工资水平也非常高了，许多产业也没有多少利润可赚了。

　　应对奢侈品征税及加强高收入人群税收征管

　　周民良：我们说收入分配的调整，还要依赖好的政策，包括税收政策，对调整居民收入分配有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对奢侈品的征税，这是国际上通用的做法，消费得起奢侈品都是高收入人群，比如像珠宝、黄金、高档住房，对这样的奢侈品征税是一个国际通行的做法，也是调节收入分配非常好的做法。

　　另外一个对高收入人群应该加强税收征管，这个方面我们过去可能在税收政策方面强调还是不够。还有一个怎么样开征遗产税，这些通过税收结构的调整，国家增加更多税收，通过税收再分配弥补低收入差距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另外，对物价上涨比较快的行业，通过税收的方式进行调控可以有效干预市场，引导物价水平理性回归。比如房地产，这几年房价上涨很快对居民收入有很大的影响，其中高收入者他们购买很多套的住房，这些住房最后都闲置起来，本身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另外对房地产投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使中低收入者，由于价格投机过盛，中低收入者不能在市场购买与他收入水平相对应的住房，这是目前非常突出的问题，怎么样通过开征物业税，尽管调控住房市场，使住房市场理性回归，让更多居民包括城镇化过程中进城居民在城镇买到住房，这也是调节收入分配很有效的做法。

　　姜长云：刚才周教授说到这些问题，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非常重要的内容。我在补充几点，一个是房地产价格上涨比较快，包括地方政府发展房地产、推动房价上涨热情也是很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非常重要的理由-----房地产相关税收增长是这几年地方政府税收增长重要的原因。今后能不能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让房地产增加的税不是被地方政府分享，而是被中央地方分享，这样抑制地方政府推动房价上涨的动力。

　　实际上调整国民经济收入格局，中央政府积极性最高，中央肯定比地方积极性高。另外许多房地产投资，他是等房价快速上涨再抛出去赚很多钱。今后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更多的利益被政府所有，这样抑制买三套房四套房，甚至把房子买过来空着。另外税收政策能不能更多支持慈善事业结合起来？这几年城乡差距扩大，高收入人支持慈善情绪很高，但是我们税收政策没有跟上，也影响一部分人参与慈善的热情。另一部分人提高扶贫标准也是很重要的，这几年扶贫成果非常大，但是有一部分人还是贫困人口，现在贫困人口若他脱贫难度也是非常大，这几年物价水平涨的比较快，今后是不是适当提高扶贫标准，甚至可以把扶贫标准跟物价涨幅能不能挂钩，包括对低收入者补助问题，能不能跟物价挂钩都是可以考虑的问题。

　　扶贫资金运作有欠透明化

　　周民良：刚才长云教授讲了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是对物价问题，对高收入调节问题，这是涉及到国家政策调控非常重要的方面。另外怎么样体现国家在财政政策和其他相关配套政策，在扶弱救困帮穷这方面的作用。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反贫困绩效还是非常突出，主要反映在相当多过去的贫困人口他参与到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来，参与社会收入分配随着整个国家经济增长使他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另外有一些在老少边穷低收入者，因为他们对市场不了解，这些人收入分配格局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依靠农业本身发展，怎么样在国家反贫困政策上更有效，更着眼于低收入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另外，怎么样在我们反贫困政策上，怎么样体现对弱者的援助，有大量的体制改革和政策完善方面的工作要做。因为这几年反映有一些扶贫资金被挪用其他方面，扶贫资金没有到位，扶贫资金被截留，还是在不同地区有所反映，这反映出我们国家反贫困政策，做很多方面，在透明化方面、公开化方面，在完善进一步深入到居民中间去的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另外一个方面，像城镇饥民一些低收入者问题也是存在，比如一些下岗失业工人，比如有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参与就业相对比较困难，比如有一些弱势群体包括残疾各方面这些人员，这些人员本身也没有参与到整个国家城镇化和工业化整个体系来，虽然生活在城镇里，依然是城镇中的弱势群体，依然需要社会来关注。怎么样体现国家对这些居民的扶持，使他们收入水平有保障性的提高，怎么提高他们最低收入水平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城市低收入阶层更需保护

　　姜长云：提到反贫困和低收入者水平问题，反贫困不仅是农村，城镇反贫困压力也是越来越重要，农村往往还有几亩地，城镇几亩地都没有，往往生活更困难。城市低收入者就是要注意怎么样提高针对性的问题。对高收入者影响不是很大，对低收入者影响很大，我们笼统控制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农民收入是有好处，但是对城市低收入者又是影响比较大，对高收入人没有什么影响，这里面怎么统筹考虑不同人群的问题，完全按照高收入人口定位，我们控制农产品价格动力不是很强，低收入者来定位控制农产品价格上涨迫切性就比较好，我们今后能不能结合政策的调整，农产品价格涨幅跟低收入者补贴政策结合起来，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周民良：还有一个方面需要在政策上重视，我们国家收入分配与工业化和城镇化联合起来考虑。在城镇化过程中间，过去在征地过程中采取不合理的做法，结果把农民地征到了，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他的就业也没有得到安置，新的收入来源没有，传统一些收入支撑支柱又没有了，又失去了，所以在城镇化过程中，包括城郊居民，保证他们收入可持续性的提高，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怎么样改革用地制度，农村居民参与城镇化过程中，比如通过入股的形式，让他随着城镇房地产或者参与其他的收入分配也是非常重要方面。有些土地我们确定城镇建设用地，如果用地方向比较明确，在容积率各方面确定可以由农村自己建设，自己建设住房在社会上公开出售，国家政策上进行许可，这也是保证城郊居民参与城镇化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对于保证他们可持续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姜长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我们整个国家建设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让大家共同幸福，让大家共同幸福打一个比喻相当于我们比赛一样，是让大家在足球场踢球让大家更快乐更高兴。而不像跑马拉松，只有一少部分人成为冠军亚军季军，更多人成为落伍者。

　　周民良：总结起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存在以下问题：总体上居民收入水平在提高过程中，与国家整个发展来说，居民收入水平还不高，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仍然存在；而且由于物价侵蚀收入各方面的因素，所以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显得比较突出，如何解决这样收入分配的问题，更依赖于国家政策上更有效的调控，一个方面怎么样使收入分配水平有明显的提高，包括城镇最低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分配标准的提高，另外一方面通过改革的措施，抑制行业的收入分配不正常的增长，包括垄断行业收入水平不断增长，包括有一些物价上涨过快行业收入水平过快的增长。第三个如何通过税收调整不同收入的格局，怎么样完善国家的税收。另外怎么样通过体制改革实现收入分配相对机制更合理化，让更多人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中。

　　谢谢大家。